从2022年夏季开始，西欧掀起新一轮罢工潮，堪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罢工运动的高峰，对西欧国家的政治选举、政党格局和工会运动产生较大影响。此轮罢工呈现出运动形式、思想观念的激进趋向，既是劳资冲突的尖锐爆发点，又是左翼大联合的结合点，还是社会运动数字化动员的创新点。究其原因，既有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加重、中产阶级担当罢工主力等客观因素，也有左翼政党和工会长期动员蓄力、把握时机壮大声势的能动作用。综合看来，罢工在改善劳动者生活境况的同时，有助于催生左翼政治发展有利因素，展现出西欧工人运动的新可能性。

  罢工是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抗资本统治的“激化形式”，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它经历了从非法斗争到合法抗争的性质转变，从自发性、地域性活动到自觉性、全球性运动的组织变革，可当作“隐形的威慑手段强化弱势劳动者的力量”。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曾经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经历系统性衰退，直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才再次呈现波动性上升态势。与此前不同的是，社会运动的“主体、客体、手段、环境、过程、结果等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大有将传统经济罢工重塑为左翼政治力量交汇点之势。2022年以来，欧洲经济复苏疲缓，俄乌冲突延宕升级，恶性通胀影响深远，工人阶级面临严峻的生活成本危机，波及英、法、德等主要西欧国家的大范围罢工潮成为左翼运动的亮点。从主要测量数据分析来看，新一轮罢工延续时间长、社会影响大、渗透行业多、覆盖国别广，因此能够被称为“罢工潮”。对此，我们“应当提出为何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何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明判罢工潮究竟是偶发的劳资冲突，还是工人运动转型的一般趋势，并从资本主义发展周期和西欧工人运动发展规律上予以作答。

  长期以来，西欧国家压制工会权力、削弱罢工权利、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为罢工潮提供了政策背景。由于外源性因素加剧生活成本危机，社会不满心理和愤怒情绪被迅速激起，使罢工潮在各方矛盾较为尖锐的情况下呈现出许多新特征。

  “生活成本危机”一词最初由智库和媒体使用，指代“实际可支配收入(扣除通胀、税收和福利后)的下降”。经过学术话语转变，这一概念被整合进各学科知识图谱，例如邓恩等人从健康、社区、经济和环境四个层面建立测量体系，提出“生活成本危机构成一项公共卫生威胁”。在政治领域，生活成本危机被大范围的使用在政治辩论、政策报告和街头话语，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在大选中都声称“本党”是应对危机的正确选择。可见，“生活成本危机”不仅有客观呈现基本生活资料价格急速上涨而实际收入下降的描述意义，还具有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生活难以为继的批判价值。

  英国政府将危机归咎于恶性通货膨胀，认为全球消费品需求旺盛、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冲突导致的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等国际因素起主导作用。欧盟食品价格连续15个月增幅超过10%，并在2023年3月达到19.6%。能源价格受俄乌冲突影响较大，欧盟能源进口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中俄罗斯供应的石油及制品从2022年的21%骤降至2023年的4%，天然气从23%下降至11%，固体化石燃料从23%下降至1%，普通民众成为结构调整的代价承担者。然而，生活成本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驱动的贫困生产，是资本主义结构性、系统性危机的外在症候，既无法根治，也不可避免。新自由主义自由化、金融化改革逐步降低社会保障网的承载限度，削减社会再分配的力度，促使人们的生活水平在长时段上趋于下降。加上俄乌冲突等外源性因素在短期内快速推高通货膨胀，引发重返贫困、社会排斥和健康恶化等生存危机，迫使劳动者通过罢工争取工资增长。根据约瑟夫朗特里基金会的报告，英国2022年约有385万人陷入贫困，比2017年增长148%，贫困家庭数量自2019年以来增加64%，贫困家庭儿童数量几乎翻番。

  在生活成本危机下，罢工潮席卷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其中英、法、德最具影响力。英国罢工专注于提高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而不是公开的政治目标，铁路大罢工率先开启“不满之夏”，带动医疗和教育等多行业采取滚动式罢工的“不满之冬”。德国罢工更显“有序”，先是在交通、邮政、制造等行业连续举行警告罢工，再突破性地采取跨行业“超级罢工日”，使劳资合作体制产生裂痕。法国罢工突出地表现在反对马克龙政府养老金改革的政治诉求，更大程度上将罢工与、抗议等街头政治结合起来，显示出“让国家陷入停顿”的行动魄力。

  从西欧罢工的整体图景来说，他们在斗争的方向、形式、目标和动员机制等方面具有共通性，显示出阶级团结的强大力量。

  第一，时空分布上的扩张性。慢慢的变多的细分职业参与到罢工当中，拓展地域和行业的新空间，延长工人集体行动的时间线。其中，公共服务部门中工会会员比率高，集体协议覆盖面广，以强大的组织力和威慑力成为罢工的主要领域。此次罢工潮中，不仅交通、邮政和医疗等传统罢工领域表现亮眼，基础教育、公共安全、政府部门等领域也屡次因罢工面临瘫痪，甚至刑事律师、顾问医生、大学教师也积极投票支持罢工。相应地，工会组织延伸到新兴领域，奉行例外主义的工会转而变得激进。例如，更多边缘行业与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等传统上较为激进的工会签署协议，皇家护理协会、英国医学会和英国中学校长协会等带有保守倾向的工会打破不支持罢工的历史惯例。跨国公司工人将罢工拓展至全球商业网络，在关键物流枢纽和交易高峰时段精准打击跨境供应链，调整跨国资本与本地劳动者的权力关系。例如，瑞士工会发起“让亚马逊付费”运动，协调德、英、美等20多个国家工人同步罢工，突破传统地域限制，形成跨国施压网络，使区域性罢工外溢为全球性劳资冲突。

  第二，劳资关系上的异变性。从政治过程的视角，罢工既体现为工人在既有制度体系中争取权益的斗争，又蕴含着解构资本主导的制度结构、重构劳资权力格局的变革逻辑。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人与雇主的权力平衡被打破，国家与企业联手出台反劳工措施，包括等强制措施，以及建立雇主联合会、收紧法律解释权、出台反工会法案等柔性措施。生活成本危机下的罢工反映出劳资关系正在发生异变和重组：在劳动者方面，新一轮科技革命增加复杂劳动和知识资本的比重，加速工人阶级内部分化，加剧劳动力市场重组，扩大收入和增长的不平等，并且分散式工作场所可能会持续削弱工会权力。在雇主和政府方面，主要西欧国家都以“最低公共服务”为名扩大对罢工的限制范围。英国《罢工(最低服务水平)法案》限制健康、消防、教育、运输、边防等关键公共服务行业的罢工权利，模糊雇主对“合理必要”的解释说明，严格限制工会和罢工者的行动。德国企业长期蚕食共同决定机制和集体谈判自主权，使“企业受集体协议的约束度慢慢地下降以及由此造成的集体协议覆盖率不断下降”。相较于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引起的罢工，此轮罢工潮表现出工人通过增强集体谈判的制度性权力来应对数字化转型的迫切要求，加上新冠疫情推动地理政治学冲突升级和劳动力市场供应收紧，有利于工人获得相对于雇主的议价优势。

  第三，动员方式上的数字化。相较于传统金字塔型的集中化、科层化动员方式，数字化动员具有“低成本和潜在的广泛覆盖范围”的“非对称优势”。罢工者广泛开展数字化动员，除了建立在线论坛和发送电子邮件等传统方式，还采取许多创新举措。其一，集成社会化媒体平台。例如法国工会组织在推特、脸书、油管发布带有“#全国大罢工”标签的信息，提高信息可见度和迅捷性。其二，开设联名网站或筹款程序。“不屈的法兰西”设置“#罢工事件”标签，在网络上为罢工筹集经费，鼓动主播、博主、活动家等去参加了。其三，借助短视频和直播进行舆论造势。德国大众汽车工人直播生产线罢工画面，制造企业形象危机，倒逼管理层妥协。其四，运用人工智能辅助决策。欧洲工会联合会推广“数字革命工具包”，教导工会通过数字化改造增强知名度，吸引和留住会员，打击极右翼。其五，搭建虚拟化、去中介化的“云罢工”平台。一款名为“罢工地图”的集成平台包括筹集罢工基金、提供教育资源、创造对话空间等功能，利用互联网将职业工会活动家、分散的罢工力量和有组织的罢工运动连接起来，运用谷歌地图和虚拟站点实现罢工态势的可视化。目前该程序已经转型为得到工会支持的正式组织，为在罢工潮中涌现的新生代工会活动家提供核心教育平台。

  第四，在组织样态上与社会运动深度耦合。传统的罢工在组织模式上依托体制化的工会、遵循繁复的法律条款、实现有限的行动目标，缺乏社会运动的灵活性和包容性。在此轮罢工中，一方面，工人和工会活动家力图将相对分散的罢工整合为组织有序的罢工运动。他们综合运用经济罢工、政治罢工、大罢工等主要形式，灵活运用接力罢工、滚动罢工、联合罢工、警告罢工等斗争策略，使罢工与谈判进程环环相扣。另一方面，罢工与多元化的社会运动相得益彰，共同反对生活成本危机。政治性罢工围绕捍卫劳工权利、反对战争政策等议题进行动员。大罢工打破“内部人”与“外部人”的身份隔阂，统合社会团体、工会和政党等组织资源，用统一的口号、协同的行动震慑“高高在上者”，其在政治动员、运作形式和组织架构的创新做法“为传统政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启示和借鉴”。例如，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人工会米克林奇称罢工是工人阶级实现“自我解放、自我实现和自我创造”的阶级斗争，也是串联身份政治运动的纽带，必须在团结的旗帜下组建崭新的工人阶级运动。以他为代表的工会左翼反对纯粹关注文化议题的小型政治团体，称赞“适可而止”和“人民议会”这样反对紧缩政策和私有化的社会运动。

  罗莎卢森堡在谈到罢工的历史动因时指出：“群众罢工不是人为制造的，不是凭空决定的，不是宣传出来的，它是在一定的时刻以历史的必然性从社会状况中产生出来的历史现象。”这揭示出罢工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矛盾，反映着对立阶级的实力较量。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明罢工是两大阶级根本利益矛盾的表现，它为工人带来政治觉醒，使孤立的冲突变为“真正的内战”。列宁发展出灵活运用罢工的革命策略体系，强调必须使自发的经济斗争上升为明确的政治斗争，变为教育工人“从个别的罢工转向整个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的自觉过程。此外，西方学界还从经济发展周期、工会权力资源、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等方面探讨罢工的动因。此轮罢工潮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合力”，只有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周期中厘清其经济根源，从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中理解其主体转换，从左翼力量的聚合协同中认知其组织资源，才能把握罢工演进的深层动因。

  金融资本作为“支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总资本”，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银行资本相互融合、渗透和转化的结果，抓住了资本主义全部生产关系。其发展周期包括生产性积累占主导的上升周期和剥夺性积累占主导的下降周期，对应着社会矛盾较为缓和的繁荣阶段和各种危机循环加重的衰落阶段。金融资本发展周期决定着罢工运动的节奏。二战后，西欧国家依托马歇尔计划迅速完成产业重建，不断加速技术革命，推进产业的社会化，发展起庞大、复杂的制造业实体经济，迎来发展的黄金时期。在金融资本发挥推动社会进步的正向功能时，工人阶级分享到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红利，倾向于运用现成的民主制度达成经济诉求和政治目标，避免采取激烈的罢工抗争。新自由主义改革标榜经济金融化、私有化，推行削减社会福利、放松金融管制、压制劳工权利的“最小国家”，为金融资本由民族国家转向世界市场创造宽松条件。正如法国调节学派认为，新自由主义打破了战后形成的以劳资妥协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积累制度，使凯恩斯主义政策退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标志着生产性积累向剥夺性积累加速偏移。为了化解金融系统源发性的通缩危机，金融资本不仅渗透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的环节，实现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全面金融化，还借助公共信用实施量化宽松，使国家主权债务快速飙升。这一阶段的西欧罢工运动经历了陷入低潮、艰难转型再到逐步振兴的过程。以最能展示阶级团结性的大罢工为例，其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19次，90年代发生了36次，20世纪前十年发生了39次，仅在2010到2016年就发生了63次。这就是说，金融资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过程，必然导致工薪阶级的再度贫困化和社会等级分化，人们只有频繁拿起罢工的武器才能部分填补经济剥夺带来的损失。

  金融资本加速寄生阶级的膨胀和工薪阶级的贫困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必然产生两极分化，金融资本通过系统性的剥夺加剧阶级分化，社会财富加速流向极少数人。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定价权盘剥生产者和消费的人。在生产端，企业的盈利空间有所扩大，工人的实际工资却总体下降。德国经济与社会研究所的报告数据显示，由企业提高商品的价值导致的“利润型通胀”是此轮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而工人通过罢工和集体谈判获得的涨薪，难以弥补通胀造成的购买力损失。在消费转嫁路径上，罢工初期高涨的能源价格为壳牌、英国石油、道达尔等跨国能源巨头带来超过640亿美元的利润，他们将其中一半用于股票回购和分红，使工薪家庭支付取暖和电力的巨额资金迅速转化为金融巨鳄的私产。另一方面，金融资本通过技术创新加快职业替代。近年来，西欧劳动形态的零工化、非典型化越发突出，“一人多职”和“不停歇劳动”成为普遍现象，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被大量驱向服务行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是因为金融资本推动科学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雇主尽可能压低工资占成本的比重。英国的铁路公司和德国的汽车制造商都以“现代化改造”的名义提出人员精简计划，用裁撤线路、关闭厂房、等方式逼迫工人签订解约合同，只因遭到罢工反击而暂缓实施。

  金融资本攫取公共权力，使劳动者失去国家的保护。通过形形的游说集团、代理人和影子政府，“金融寡头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导致公共权力成为“金融资本内部国家能随意操控的木偶”。公共权力本应该具有相对自主性，起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功能，但是在金融资本利益集团的捕获下，国家陷入严重的治理能力危机。由于西欧国家用量化宽松、增加国债的方法摆脱金融危机，在财政纪律的严格管控下，历届政府为了平衡资产负债表和增强财政可持续性，只能实行财政紧缩、削减公共开支。然而，面对日益拉大的贫富差距，政府捉襟见肘的财力使本就薄弱的社会保障难承其重。例如，英国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2021年第一季度的107.7%降至2022年第三季度的99.1%，引起保守党内部的国家财政支出方向之争。就延续刚性支出还是重返紧缩，曾任住宅和地方政府事务大臣的迈克尔戈夫主张，政府必须在保护和提高经济生产力中“发挥主导作用”。前任首相苏纳克则持反对观点，认为要“以负责任的方式”解决债务问题，倡导更为“及时的、临时的和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财政支持。同时，英国不仅要负责价格不菲的对乌援助，还要承担因制裁受到的经济损失，这使得罢工与反战运动相结合。

  此次罢工潮产生了这样的社会悖论：一方面，罢工致使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陷入严重混乱，给普通民众造成极大不便。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因此对罢工深恶痛绝，反倒鉴于罢工者对社会的贡献，给予其道义支持。这一现象实则是“白领”中产阶级取代“蓝领”产业工人成了罢工主体的结果。罢工与其他社会议题相互渗透、融合，整合为新的社会运动。

  在劳工史上，罢工主体的转换进程早已悄然启动。西方学界关于中产阶级的划分标准众说纷纭，他们大都赞同把第三产业服务人员、科技工作人员以及公关部门从业者纳入中产阶级。英国大学劳资关系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戴夫林登认为，半个世纪以来英国罢工运动最显著的变化是主导力量从采矿业和制造业转移到公共服务和私有化的公共领域。以2023年德国按行业划分的罢工损失工作天数(每千人)数据为例，贸易、运输和酒店业为38.8天，公共和私人服务为12.5天，金融和保险行业为6.9天，全行业平均数为14天，而制造业仅有2.8天，建筑行业仅0.3天。可见，正是医疗、教育、公共行政等行业人员积极罢工，才能掀起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

  罢工能够占领舆论高地的深层原因，是罢工者维护社会多数中产阶级的普惠性利益，因而具有道义“正当性”。阶级“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而产生的”，罢工主体力量的转换本质上是阶级结构调整的结果。20世纪中叶以来，罢工主要作为传统“蓝领”劳动者的抗争手段。随着第三产业蓬勃兴起，“新中产阶级”发起围绕反核、生态、女权等议题的新社会运动。相较于罢工动辄以经济停摆和社会动荡为代价，新社会运动成本低、代价小，主要以“参与民主”为激进变革方式，呈现出组织形式松散、凝聚力薄弱，缺乏清晰的斗争纲领与政治目标，且奉行“非暴力”的文化抗议形式等特点。当“新社会运动已经转向身份政治”，原本的阶级认同逐渐被碎片化的政治和文化认同所取代。然而，新社会运动逐渐暴露出难以有效回应“白领”群体“物质利益难题”的局限性，促使“工人罢工运动回潮并与新社会运动相互渗透”。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产家庭的人口比例从64%下降至61%，超过五分之一的中产家庭入不敷出，过度负债的比例高于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其结果便是，慢慢的变多的中产阶级拿起罢工的武器，试图扭转个人命运下滑的趋势。他们焦虑于人工智能引发的职业替代危机，愤慨于金融资本对小康生活方式的侵蚀，同情逐渐边缘化的政治“失语者”，唯有与传统罢工力量携手反抗，才不至于跌落至社会底层。2022年6月以来，虽然提升薪酬无疑是大多数罢工的核心诉求，然而诸多其他议题也被整合到罢工投票中，包括医护领域的人员配置数量与病人安全问题，交通领域的铁路私有化和设备现代化问题，以及教育领域的教师工作量和人员流动问题等。他们搁置文化自由主义的身份议题，紧扣紧缩政策、薪资调整和市场化改革等经济议题，把罢工变为解决生活成本危机和职业发展困境的手段，在此基础上寻求新的价值共识。

  概言之，中产阶级成为此轮罢工潮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新社会运动与罢工运动合流的现实产物，代表着社会运动发展的新方向。在当前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下，中产阶级再也不能保持原有的生活状态和社会地位，因此他们将劳动与生产置于社会抗争的中心，代表着绝大多数人的现实利益需要，继而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

  西欧左翼在组织形式上包括工会、团体、政党、跨国合作网络等，他们共同的际遇是碎片化、内耗化、边缘化。此轮罢工潮以应对生活成本危机为共同目标，超越环境、种族、性别等特定议题，聚合西欧左翼政治的利益共识。

  工会是罢工运动的组织主力。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劳动组织逐渐衰落与解体，表现在劳动者组织化的能力、在工作场所对资本施加影响的能力和通过左翼政党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能力变弱。其发展困境集中于两点，一方面，组织发展空间受限。企业雇主天然排斥建立工会，并且私营部门处在薪酬增长和岗位空缺的扩张周期，导致企业员工也对工会缺乏迫切需要。另一方面，政府出台反工会法案抬高劳资冲突成本，企业通过分散谈判环节和破坏劳资契约占据谈判优势，工人则在失业与降薪之间被迫接受“让步谈判”，处在生活水平降低的恶性区间。2022年以来，西欧工会提出许多极具感染力的战斗口号。例如，法国跨工会组织在联合行动时就提出“让法国停摆”新口号，打出“让我们分享财富：工资、退休金、补助金、社会最低保障”等标语。

  左翼政党在罢工中发起政治助攻。马克思、恩格斯将政党视为工人阶级的“主翼”，将着力改善工人物质条件和发挥教育功能的工会视为“副翼”。此轮罢工潮堪称左翼政党与工会战术联合的标志，主要中左翼政党大都积极支持罢工。“不屈的法兰西”一方面采取切实行动支援罢工，联合其他左翼政党与工会开展全国性罢工，筹集罢工基金，吸引年轻人、妇女和其他改革受害者参与动员。党首让-吕克梅朗雄还亲自参与纠察线，通过视频讲话号召“议会阵线”与“社会阵线”密切配合，坚决“与罢工者站在一起”。另一方面，将罢工转化为反对马克龙政府的政治议程。梅朗雄与主要工会领导人会晤交谈，听取他们拒绝延迟退休年龄、优化财富分配、加强经济民主等改革诉求，将这些意愿充分融入不信任动议和竞选纲领中。德国社会作为“红绿灯联盟”的领导成员，对罢工持有温和支持的态度，既表达“反对任何对罢工权的干涉”的坚定立场，又呼吁各方尽快达成解决方案。

  激进左翼政党深度参与罢工，代表最为革命的立场。以英国为例，首先，加快建立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垄断的统一战线。英共通过召开包括工会、政党和社区激进分子的联合会议，呼吁工会会员、行动委员会、反裁员和环保运动者建立“统一战线”，誓言要将保守党赶下台，建立维护工人利益的进步政府。其次，努力将左翼团结在革命纲领周围，把阶级意识从工联主义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英共分发《晨星报》和宣传册子，组织和罢工领导人在各个平台举办会议、交流经验，与工会建立协调委员会，“将英国工人阶级和人民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的阶级内容凸显出来”，指明健康、住房、移民、种族等一系列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提出“唯一替代方案是社会主义”。最后，激发工人愤怒情绪、批判错误斗争倾向。英共认为，罢工运动常常会出现几种陷阱：调和工人与资本家矛盾的“尾巴主义”，依靠个人力量并脱离阶级整体觉悟的“冒险主义”，向压迫者求情的投降主义，“只管动员、不管组织”的浮夸作风等等，必须坚定站在工人阶级一边，引导工人阶级的愤怒并激发起战斗性力量。

  此轮罢工潮主要是“纯粹的经济运动”，既契合工人改善物质条件的紧迫经济需求，又检验了左翼组织的行动战略和战术，为扩展左翼运动发展空间、丰富应对劳资冲突的经验提供契机。虽然罢工由于统治阶级让渡部分利益而短暂缓和，但是经济议题在政党竞争中的权重却仍在上升，大规模动员也带来工会主义的振兴。这表明，罢工作为“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仍能对西欧民主政治产生重要影响。

  政党是联结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和中介，发挥着将个体或利益集团整合到既有政治秩序，调适或形成新的秩序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西欧罢工潮反映出求新求变的民意，必然会对政党选举、政党格局、政党发展造成结构性改变。

  在政党选举方面，罢工潮助力政党轮替，聚合左翼政治力量。通常而言，左翼政党更加维护罢工权利和支持罢工行动，右翼政党更多强调罢工对企业效率和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因此，罢工有助于加强左翼政治优势。一方面，民众用选票惩戒执政党，加速“政治钟摆”效应。英国民众齐心“赶走保守党”，让工党成为“最不坏的选择”。工党在14年后重新登台执政，以非常大的优势斩获议会下院650个议席中的412席(包括议长)，而保守党则得到历史最差选绩。劳资纠纷进程为工党支持率增加贡献良多。根据对英国2019年投票选民的追踪调查，61%的保守党选民和80%的工党选民认同“工资应与生活成本同步上涨”，45%的保守党选民和80%的工党选民认同罢工合理，可见罢工增强了工党选民的政治忠诚。另一方面，罢工聚合左翼组织和理念，使左翼由分散走向团结。在2024年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中，得益于各左翼政党联合工会发起多轮罢工、的经验，由“不屈的法兰西”、社会党、和欧洲生态绿党组成的“新人民阵线个议席，成为占据最多席位的政党联盟。他们在组织上通过合理分配候选人、避免选票分散，向左翼选民传达内部团结的信号，在理念上制定纲领性文件《立法契约》，分三个阶段设定经济社会全方面转型的改革议程。

  在政党格局方面，罢工潮加剧政治极化，推动左翼阵营分化重组。2008年以来的西方社会运动证明，民众的大规模集体行动“更多地被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及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其他激进左翼力量逐渐吸收并转化为具有民粹主义特色的反建制运动的一部分”。在西欧政治“向右转”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民众对宣称具有“中间性”和“全民性”的主流政党倍感失望，马克龙政府的支持率降至26%，朔尔茨政府的支持率也从2022年初的60%跌至2025年初的24%。

  与此同时，民众将求变希望寄托于处在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右翼民粹主义强调本土和民族立场，把生活成本问题转化为移民问题，用福利沙文主义笼络和收买底层工人，其政治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有研究证明，一些工会成员对激进右翼并非完全免疫，有些工会也不再阻止工人选择激进右翼。然而，右翼民粹主义对组织化的罢工运动影响有限。由反移民态度和政治不信任造成的主观经济不安全感，而非由真实贫困产生的客观经济不安全是工人投票给激进右翼的根本原因。生活成本危机使工人面临严峻的生计难题，他们更有可能通过长期强调再分配议题的左翼政党和工会化解危机，甚至在罢工中培育集体意识、巩固反右“防火墙”。左翼政党内部出现分化和重组，大量社会和绿党选民转向激进左翼政党。以德国社会为代表的中左翼对罢工持谨慎态度，未能利用执政地位有效回应和表达工人利益，因此在选举中遭到重创。以绿党为代表的生态左翼政党也受到冲击，原因是“生态问题与能源问题有很大相关性”，能源价格高攀引发民众对绿色政治的怀疑和不满。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社会党团同比减少2个议席，保持第二大党团的地位，绿党党团同比减少17个议席，掉落为第六大党团，而左翼党团则同比增加9个席位，由德国左翼党分裂出来的“莎拉瓦根克内希特联盟”额外获得6个席位。激进左翼政党在罢工中最为活跃和积极，获得了相当数量的选举奖励。德国左翼党聚焦“社会公平”和“可负担的房租”等优先议题，在2025年实现选绩回升，夺得8.8%的选票和6个直接选区，共计获得64个席位，且首次在西部州赢得选区。许多经此罢工更加活跃。比利时工人党表现亮眼，全国得票率为10%，议会人数上升为15人，成为全国第四大党。

  在政党发展方面，罢工潮加重西方“民主赤字”，提高经济议题在政党纲领中的权重。罢工作为调节经济不平等的激进手段，反映出西方民主制度“仅仅适用于公共政治范畴”，而经济领域却“成为民主的禁区”。此次西欧罢工潮催生政治信任危机，使“信任赤字”贯穿于政治发展全过程。2024年6月发布的“英国社会态度调查”显示，45%的人“几乎从不”信任政党会将国家利益置于本党利益之上，经济困难人群持这一观点的比例为72%。这种不信任感进而转变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怀疑。根据2023年德国民调机构对全球资本主义观的调查，法国人最为认同“资本主义由富人主导，他们设定政治议程”，德国人支持“资本主义助长了自私和贪婪”的比例最高，赞同“资本主义改善了许多国家普通民众的处境”的比例最低，更有大量德国民众认同“资本主义是饥饿和贫困的罪魁祸首”的说法。对政党、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不信任，促使民众加强政治参与、改变政治冷漠的状况。自罢工潮发生以来，法国选民的投票率达到66.71%，创下1997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德国选民在联邦选举的投票率攀升至82.5%，达到两德统一以来的历史上最新的记录。在此情形下，民众最为关注的社会议题普遍转向生活成本、购买力和社会保障，使经济安全成为许多政党的关注重点。德国左翼党动员基层力量与超过60万户家庭进行谈话，奉行“聚焦、聚焦、再聚焦”的议题策略，极大地提升了政党可见度与影响力，回应了人们走出生活成本危机的心声。

  罢工也推动工会主义逆势增长，不仅使工会在组织规模和模式上实现突破，还重新构建起“工人工会政党”的政治联盟。有学者指出，罢工能够增强工人阶级的制度性权力，一方面，通过市场机制增强工会与雇主谈判的实力和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机制推动再分配公共政策的优化和实施。此轮西欧罢工潮将工会运动带入发展的良性循环，为更为深入和全面的阶级动员创造前提。

  其一，工会在罢工中实现组织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会逐步走向衰落，这既是工人运动式微的显著结果，也是其重要成因。国际劳工组织预测，未来工会可能出现边缘化、双轨化、替代化和复兴四种可能性，复兴的前景取决于“工会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来确保其持久性、与年轻人建立联系并找到与其他组织和运动建立联盟的有效方法”。西欧各国工会在罢工潮中逆势扩张，组织架构一直在优化。2023年，德国工会联合会下属工会新增约43.7万人，净增近2.2万名会员。联合服务工会新增19.3万人，净增约4万名会员。新加入的成员大多是年轻人，例如联合服务工会新会员中有5万多人年龄在28岁以下。年轻化的成员结构要求工会组织适应网络化动员模式，提高工会基层组织在工作场所的活跃度。他们利用社会化媒体搭建虚拟劳工在线课程、研讨空间和信息共享平台，降低了与组织工作相关的培训成本。例如，英国埃拉-贝克组织学校、点对点网络“现在就组织”，以及英国工会总联合会在此轮罢工中都采取网络化的组织培训方式。长远来看，当从未参加过罢工的年轻工人被动员起来，必然会改变传统工会程式化的工作模式和僵化的组织架构，创造出网络化、数字化的新型工会，提出更为激进的行动目标。

  其二，工会利用罢工重塑与左翼组织的关系。工会作为工人阶级利益的直接代表，对塑造工人阶级共同的意志、道德、精神具备极其重大作用。同时，工会只有扎根于工人阶级，与广泛的左翼组织联合起来，才能巩固其权力基础。有学者提出，工会权力来源于工人在经济中的“结构性”权力、通过集体行使的“联合性”权力、由工会发展的“制度性”权力，将行为道德化的“意识形态”权力，以及工会组织联合形成的“联盟权力”。在此轮罢工潮中，西欧各大工会之间经常性地采取联合行动，通过协调罢工日程、共享罢工经验、声援罢工行动，展现出工人阶级团结和战斗的形象。更重要的是，罢工重构工会与政党的关系。一边是工会与传统政党的利益“传送带”出现裂隙，面包师、食品和相关工人工会宣布脱离英国工党，谴责其背离了“工人阶级组织的目标和希望”。另一边是承担着艰辛的组织与联络工作，并将团结工会作为重点任务之一。例如，英国提出“通过积极的工会主义来重建劳工运动”和“建立和加强工会运动和广泛的进步运动与和平运动”的任务。正如西方学者评论的，“虽然制度化的劳工动员形式可能受到阻碍，但是新的、创新的和替代性的动员方式也许会出现并取代它们”。激进左翼政党对工会政治空间的争夺，喻示着社会主义运动在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上开辟前进道路。

  其三，工会在“蓄力爆发”的罢工周期持续积攒力量。罢工“替代论”主张，工人如果无法通过罢工表达不满，便会用其他方式输出这种需求，如在工作场所内外举行抗议活动，“按章怠工”、托病缺勤、拒绝加班等。这些“隐罢工”“缓罢工”受到国家机器的压制和主导文化的遮蔽，等待积蓄的不满情绪达到临界点，便会在特定的外部条件下演化为波浪式的罢工潮。此轮罢工处在新冠疫情之后西欧经济修复的增长波段，相对紧张的劳动力供应叠加强烈的生活危机感、被剥夺感，使工人勇于冲破政府和法律的禁锢，用大规模社会动员和高强度政治参与的方式表达激进诉求。工会必须善于组织平常中小规模、低密度的罢工，继续扩展工会覆盖的行业和人群，增强对工人阶级的代表性和回应性。尤其是西欧社会还存在大批公众视野之外的移民劳工，他们身处临时性雇佣关系，甚至被排除在合法雇佣之外，是社会最底层、隐秘和分散的斗争力量。此次罢工潮虽然“不是革命的时刻”，但是为工会蓄力发展提供崭新的组织模式和大批精干力量，奠定工会振兴和新一轮罢工高潮的基础。

  从发展态势上看，此轮西欧罢工潮已步入尾声。随着国内通货膨胀得到一定效果遏制，工人也取得较为可观的薪资增长，工人的集体行动意愿逐渐减弱。英国学者汉娜斯劳特统计，英国工人的工资增长达到7%至8%。同时，社会舆论对罢工的支持度开始滑坡，舆观的调查表明，2023年夏季人们对初级医生罢工的支持率下滑了9%，对铁路工人和教师罢工的支持分别下降6%。然而，这并不代表罢工彻底销声匿迹，相反，在企业、行业和地区层面的罢工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维持较高水准。长远来看，随着新科技革命下金融资本剥夺性积累的能力愈发增强，中产阶级底层化和工人阶级贫困化的社会结构变迁只会持续加速，那些薪资待遇降低、劳动时间延长、福利保障单薄的非正规就业群体将会一次次面临生活成本危机，直至掀起新的大规模罢工浪潮。

  此轮罢工潮在实践的深度、展开的规模、产生的影响方面，都堪称西欧新自由主义转向以来的高峰，深彻映射出“西方之乱”的多维镜像，充足表现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劳资关系领域的深刻影响。罢工潮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积弊已久的必然结果，其发展过程受到资本主义制度、法律、文化观念等规范体系的层层约束，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从根本上讲，罢工无法废除雇佣劳动制度，甚至还会遮蔽资本剥削的本质。因为劳资冲突的制度目标便是通过各层级集体谈判，重建劳资“伙伴关系”，从而加强资本主义自我平衡、调节、修复的能力。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的，“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此轮西欧罢工潮也验证了列宁关于工人阶级只能自发产生工联主义、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从外部灌输革命理论与阶级意识的观点，证明罢工只能为工人谋得暂时福利，难以承担“铲除这个历史祸害”的艰巨任务。虽然具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此轮罢工潮促使工人阶级、工会、左翼政党向着大致相同的目标前进，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击穿组织壁垒、跨越思想鸿沟、聚合碎片化力量，为新的斗争创造了实践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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